为“小腐”叫屈，腐败化生存怎么破？

　　11月24日晚，中纪委转发驻教育部纪检组的消息称，中国传媒大学包括书记、校长、副校长在内的8名领导干部，因违反八项规定分别受到了通报批评、免职、降职处分。媒体梳理发现，自“八项规定”实施以来，高校系统一次性处分顶风违纪的3名校领导，较为罕见。除了3名校领导，被查处的还包括了该校从校办到财务处、后勤处等部门，“提供虚假情况和材料，应付巡视检查和组织调查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出台的处理结果，所针对的人员和问题，均是“此前教育部巡视组查出的老问题”，针对上述问题，中国传媒大学也曾上报教育部称“巡视整改基本完毕”。今年年初就已经通报的巡视结果，在年尾却迎来大动干戈的一场问责，究竟涉及到的是哪些违规问题？据官方通报显示，中国传媒大学书记、校长、副校长等多名干部，分别存在“一直违规超标使用公务车辆，违规占用下属单位车辆、办公用房严重超标、违规在校外餐饮场所公款宴请，将赠送学校礼品未进行资产登记长期摆放在自己办公室”等问题。

　　一起典型违纪“窝案”被通报，引发围观是必然的，何况是中国传媒大学这样一所国内知名学府，但耐人寻味的，是在案情通报之后的某些网络情绪。梳理相关新闻后面的网友跟帖，非常明显地出现了类似“违规用车、办公用房超标，不算什么大事”的表达，而且相关跟帖不在少数。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地方的违规干部处分通报，也遭遇类似评价，比如山东菏泽某镇办公室主任“吃拿商户2个苹果未交钱被通报”等。

　　官方处理、通报干部违规情况，却遭遇“小事儿不是个事儿”的某些民间反馈，其中暴露出的问题非常值得思考。为什么民众会对官员的某些腐败行为表达出宽谅、不以为意的态度？这其中存在的社会情绪，首先便是所谓“大家都这样”，类似传媒大学这个级别、这么大的领导，违规用个公车、超标用个办公室、公款吃几顿饭被认为“不算什么”。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化生存状态之中，对于行业腐败、潜规则、公权寻租的认知、隐忍和迁就，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从愤怒到无奈，从无奈到习惯，从习惯变得心向往之，甚至人们对对错的区分，也因此变得模糊，见怪不怪。

　　“大家都这样”、“哪有领导不这样”、“我什么时候有机会也能这样”，这是一个社会底线被屡屡压低、原则被突破的过程，“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才导致人们对某些腐败行为、违规做法产生所谓“容忍”、所谓“允许适度腐败”及至某种羡慕的情绪。与之对应的，则是中国网民在看到其他国家政治人物因为数额并不大的贪腐行为而引咎辞职、被追诉被弹劾时，所显现出的某种“惊讶”和调侃。与其说这是对腐败的容忍，不如说是无可奈何和改变无望时的牢骚。

　　认为“小腐”官员被查处很委屈，还有一种情绪其实是解嘲。看到类似“官员吃拿商户2个苹果未交钱”这样的问题被地方纪委煞有介事地通报处理，但不少民众身边同类型、尤其是比这样的问题更严重的情况，依然还没有得到严肃处理，甚至被宽纵，包括问题官员神速复出、被处理的干部异地升迁。“抓小放大”，是公众在面对“小腐”官员被通报新闻时最焦灼的情绪。并不是说，公众同情被处理的违纪官员，而是希望能像处理小腐败、小违纪那样的高标准、严要求，严肃查处比他们更严重的违纪违法、不作为和乱作为。

　　八项规定的实施过程，伴随着不少的观望、疑问甚至抱怨。严打公款吃喝、公职人员违规违纪，可能比查处腐败大案还要严峻、还要艰难。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多个场合提及反腐的标本兼治问题，“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目前对小的、不那么起眼的违规违纪问题的严肃处理，所遭遇到的某种同情，更说明反腐需要深入推进、催生制度化的监督和制衡。对腐败心生同情，甚至整个社会趋之若鹜，这正是需要制度化反腐予以根本性改良的社会土壤，也是超出个案价值的反腐真义。腐败的事，没有小事，对腐败的“零容忍”会让官不聊生，但却一定是国民之福。

　　（原标题：为“小腐”叫屈，腐败化生存怎么破？）